1923年5月，為推動中國革命繼續向前發展，中共中央機關從上海遷到廣州。同年6月，中國共産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6月19日，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産黨第三次全國大會宣言》。宣言指出，中國共産黨“引導工人農民參加國民革命，更是我們的中心工作”。

中共三大宣言

黨的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國民革命”口号

中共三大是唯一一次在廣州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與會代表至少有40名，代表全國420名黨員。共産國際代表馬林也參加了大會。九天的會議中，代表聽取和讨論了陳獨秀代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的報告，決定了國共合作的方式問題，通過了13個文件決議，選舉出新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

宣言于大會的第八天獲得通過。

1923年6月20日，《中國共産黨第三次全國大（會）宣言》刊載于廣州發行的《向導》周報（第三十期）。7月，宣言由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印行。

中共三大會址

代表五六人合住一間房 睡的是長凳搭起的木闆床

2006年7月1日，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正式開放。今天同屬于“中國共産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這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除了會址建築遺址，也包括了附近的中共中央機關舊址春園，以及簡園、逵園。

中共三大的會期是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但早在3月26日，陳獨秀就來到了廣州。4月底，共産國際代表馬林也到了。5月初，毛澤東、李大钊、蔡和森、向警予等從上海抵達。他們均住在東山新河浦24号春園。這裡成為中共中央辦公所在地。

當時的春園，周圍房子很少，門前是新河浦路，北面臨近有荷花塘。今天的新河浦一帶是繁華旺地，但在當時開發時間尚短，仍屬廣州相對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比較安全。至于開會的會址，廣東區委負責人譚平山、劉爾嵩、阮嘯仙等出于黨的經費有限和安全考慮，決定就在春園的後面幾十米處，租下一棟兩層樓的普通民居。地址是東山恤孤院後街31号，也就是現在的恤孤院路3号。三大代表徐梅坤說，每次會後常見毛澤東、馬林、張太雷、譚平山、瞿秋白等沿恤孤院路向南直走，轉彎便到春園，“我有時散步到此（春園），往往揮手向樓上代表們打招呼”。

徐梅坤說，三大會址是“在空曠地上獨立的一座二層樓，左右沒有屋舍毗鄰。地勢比街邊稍高，雨天時能見雨水北流。”雖然是磚木結構的普通居民住宅，但“給我們的印象是很高的，約6米有多，第一層約3米，樓上也有3米。（房）屋的平面近于方形。屋頂從側看成‘人’字形，以普通民用的辘筒瓦造上蓋，記得沒有玻璃明瓦。正面屋檐沒有欄杆，伸前平遮樓上的走廊，廊不很寬，廊邊才有圍欄，記得是磚砌平直通窗組成，裡外通透，欄面鋪上階磚。屋内南邊一間有門出走廊，裝單扇門，門向外推，平時是不開的。地下門前的走廊則稍寬些，下雨時不會受雨淋”。

房子的一層一部分作為會場，二樓供會議代表住宿。代表們的生活很樸素。當時請了兩個廣東人（一男一女）煮飯，代表們也常幫廚洗菜、切菜。樓上南、北兩間都住代表，北邊一間住二三人，南邊一間約住五六人。代表睡的是木闆床，其實就是兩張長凳架上兩塊床闆，挂一床黃麻布蚊帳。床鋪、桌子都是借來的。房子很舊，也沒有電燈。條件相當清苦。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原主任、廣東省委黨校原副校長、教授曾慶榴指出，大革命時期，廣州是全國革命運動的中心。更值得注意的是，被總結為中國革命“三大法寶”的統一戰線、武裝鬥争、黨的建設，在當時的廣州已開始實踐，并且取得了成果，積累了經驗。

徐梅坤

近80歲請纓來穗找尋革命故園

1938年，三大會址被日本的飛機炸毀，新中國成立以後又在原處修建了平房，舊貌已不複存在。所以會址究竟在哪裡，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一個謎。在解決這個問題上起到關鍵作用的，正是三大代表、當時的江浙區委書記徐梅坤。

徐梅坤是浙江省蕭山長山鎮（今屬杭州市蕭山區新街街道）人。五四運動時期，受新思潮影響，領導開展工人罷工鬥争，1921年底回鄉參加農民運動，失敗後到上海，成為上海光明印刷廠的排字工人。1922年初加入中國共産黨，成為最早的工人黨員之一。三大被選為中央候補執委。1927年7月，徐梅坤奉命到甯波、餘姚、定海等地組織武裝鬥争，在搭乘浙江餘姚至紹興的汽車時被暗探跟上，于蕭山家中被捕，在獄中被關了7年零7個月，後由于失去組織聯系而脫黨。1954年11月，他給黨中央寫信要求恢複黨籍。1981年6月8日，經中共中央組織部批準，已88歲高齡的徐梅坤重新加入中國共産黨。1997年，徐梅坤在北京逝世，享年104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國務院參事室工作的徐梅坤寫信給廣州有關部門，提供了三大會議位于“東山恤孤院路”的線索，并于1958年來尋找會址，但沒有找到。1971年，中國共産黨成立50周年之際，他又寫信給廣州有關部門，希望能來廣州尋訪會址。

當時的廣州市紀念館博物館革命委員會成立了一個專門的調查小組，從中央檔案館複制了三大的檔案資料，先後訪問了15位革命老人和廣州東山區的19位老居民，于1972年3月又訪問了武漢大學的教授、原中共三大代表羅章龍（後改名羅仲言），但還是無法确定會址的位置。于是1972年10月，徐梅坤第二次來到廣州。三大時，他正當而立，此時，已是将要80歲的老人了。

徐梅坤來到東山新河浦、恤孤院路一帶，發現景觀已大為不同，令他一時也難以辨認。直到有一天，他突然看到前面有一棟叫“逵園”的房子，房頂有個“1922”的字樣，馬上說，想起來了！當年開會就是在這棟房子的前面，是一個小房子，兩層樓。他回過頭來一看，又說，不對呀，“1922”的這個房子，對面怎麼是平房呢？實際上，這是當時在被炸毀的會址老地皮上建起的一個存放建築材料的臨時倉庫。廣州市檔案館裡收藏的1923年8月19日繪制的《四區二分署恤孤院後街圖》，清楚地表明距逵園的正南面17.6英尺，原有一幢門牌号為31号、坐西向東的獨立房子。

出席三大的許多代表不是本地人，對東山一帶不熟悉，這“1922”正是他們的路标。徐梅坤回憶，開會時從窗戶望出去，經常能看到青年學生們在逵園裡進進出出。東邊不遠則是時任大元帥大本營建設部長譚延闿的官邸“簡園”。

2006年，廣州文物考古部門在恤孤院路展開考古發掘。發掘的建築基址的位置和平面布局，佐證了徐梅坤的說法及相關文獻記載，可知三大會址主體建築基址約105平方米，側院約20平方米。至此，中共三大會址準确平面最終确定下來。

來源：轉載自學習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