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隻有植根本國、本民族曆史文化沃土，馬克思主義真理之樹才能根深葉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天人合一作為報告中明确提出的十大理念之一，是貫通中國傳統哲學的根本思想，也是中西文化差異的木本水源。解讀天人合一涵指的自然與社會雙重意蘊，不僅能挖掘其與綠色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文明以及中國式現代化的密切關系，還能會意中國哲學所特有的一體化、整體性思維範式。從而堅定曆史自信、文化自信，實現古為今用、推陳出新。

從春耕、夏長、秋收、冬藏“不違農時”的日常勞作，到修齊治平“以德配天”的治國理政，天人合一都悄無聲息地影響着中國人的日用倫常。同時，天人是否合一也是中西哲學差異化的邏輯起點。西方哲學的底色充斥着“人是萬物的尺度”“人為自然立法”“主客二分”等天人對立的觀念，而中國哲學的本色散發着“道法自然”“性天相通”“輔相參贊”等天人合一的理念，甚至中西文化的其他區别都是由此衍化而來。要講清楚植根國人内心又顯著區别西方思想的“天人合一”，首先要明确“天”和“人”的含義。在中國傳統思想史上“天”和“人”的意蘊都十分豐富，“天”既指自然世界還指倫常義理，“人”對天的主動性既指自然主動也指道德主動，這也說明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自然界與人類社會是關聯的，宇宙論與倫理學是相互貫通的。

天人合一與綠色發展遙相呼應

“自然之天”視角下的天人關系屬于宇宙論範疇，主要探讨人與自然如何相處，是二十大報告中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思想來源。無論是老子所言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還是孔子所說的“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或是莊子提出的“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都是指人與天地萬物是相互聯系的、始于同一宇宙本源的有機整體，倡導順應自然、清靜無為、人合于天的“天人合一”。而且這些保護自然的理念在傳統社會也都得到了實踐。我國早在堯舜時代就設有管理山林川澤、草木鳥獸的環保機構及管制“虞”，商周時期出現的“網開一面”“裡革斷罟”的著名典故就是環境保護、綠色發展的雛形。孟子與梁惠王論政時就明确提出了生态系統保護與修複的理論：“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秦代還頒布了農業生态環境保護法《田律》。此外，《管子》《禮記》《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文獻典籍也都明确規定了對自然開采的程度與時間，這說明自然宇宙視域下的“天人合一”不僅是當代綠色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淵源，而且已經轉化為具體實踐，成為二十大報告中出現的“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濕地休養生息，實施好長江十年禁漁，健全耕地休耕輪作制度”等具體要求的直接經驗來源。

天人合一和馬克思主義自然觀不謀而合

一般而言，環保是伴随着近代工業革命、自然環境遭到破壞之後才産生的相應理念。誕生于近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就工業對環境的破壞形成了特有的環保觀。恩格斯明确提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複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确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這在一定程度上與已經在中國産生了數千年的“天人合一”理念不謀而合。馬克思更是認為，隻有擺脫私有制的束縛，在共産主義社會，人才能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主人。這裡的私有制束縛貼切說明，人們所執着的對自然的私人占有和索取，恰恰是與“天人合一”背道而馳的“天人兩分”所導緻的必然結果，而共産主義社會追求的以消除“分别”為根本的私有制，恰好與“天人合一”“民胞物與”的内涵不謀而合。

要回答中國傳統社會為什麼會産生如此超前的“天人合一”綠色環保思想，需要還原到曆史的客觀情境中尋找答案。《周易》中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民以食為天”的中國是典型的農業社會，古代的聖人正是在觀察天地之道的基礎上發現、總結、掌握自然時令的變化規律，所以與農業生産相關的天文曆法在中國古代格外先進，河南安陽出土的殷墟甲骨文中，就發現了大量天文現象記載。而且，當下仍廣泛使用的二十四節氣也是農業文明的産物。因此，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理念不僅對應着當代的綠色發展觀，是實現傳統文化“雙創”的必然選擇，還是馬克思主義“兩結合”的連接點，對人類文明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天人合一與社會文明共同發展

“義理之天”視角下的天人關系屬于倫理學範疇，主要探讨人與社會如何相處，與象征社會文明的倫理道德共同發展。傳統天人合一理念的倫理化并非一蹴而就，經曆了萌芽、發展以及成熟的過程。

夏商時期，“義理之天”的倫理道德内涵已開始發微。據《尚書》記載，“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夏之後的商朝也以尊神著稱，中國傳統的神被潛在地賦予道德特質，表現為不尊德就是不敬順天道。到了西周時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左傳·僖公五年》）直接顯露了天道與人道無二，都具有以德為首的倫理道德屬性。春秋時期，更是出現了“天道遠，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傳·昭公十八年》）的認知。孔子也提出：“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孟子的“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盡心上》）更是明确表達了人能通天的觀點。這種人天關系的互動，既強調了“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天道規律，又強調了人認識天道的道德主動性，這也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内向型修養路徑開始呈現。董仲舒進一步将“天人感應”理論化，提出“天、地、陰、陽、木、水、土、金、火、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春秋繁露·天地陽陰》）通過陰陽、五行的中介将人天相連，以此解決天人兩分的二元鴻溝。“天人合一”四字首次在宋明時期被張載提出：“儒者則因明緻誠，因誠緻明，故天人合一。”（《正蒙·誠明》）程颢直接用“一天人”置換了“天人合一”，并解釋“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程氏遺書》卷六）不給天人相分留任何餘地。朱熹通過“理”系統地貫通了人與天，而王陽明則提出“人心一點靈明”（《傳習錄》下），從“心”的角度為人天合一開辟路徑。至此，天道與人道并行不悖、合二為一的天人合一理念以成熟的理論體系與可實踐的修養路徑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特質。

天人合一同中國式現代化文明一脈相承

伴随社會文明的發展，天人合一理念也愈發成熟、完整、深刻、科學，對當代新發展理念的影響也愈加明顯，二十大報告中明确的中國式現代化特質就蘊含了天人合一理念中仁愛、系統、協調等觀點、思路和方法。

報告定義的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滲透着天人合一理念中“一體之仁”的仁愛情懷。習近平總書記到廣西南甯民族博物館考察時強調“脫貧路上一個也不能少，一個民族都不能少”，同時表态“我們還不能停步，接下來要向着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新征程邁進，一個民族也不能少。”這種無我堅定的人民立場與天人合一中的“仁民愛物”情懷一脈相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體現了天人合一所蘊含的系統性思維，同時現代化的精神文明要求明确包括了天人合一在内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雙創”以及與馬克思主義進一步結合的具體内容。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與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更是從天人合一的自然宇宙層面與社會倫理交往層面衍化而來的具體指向。作為“自然之天”，天人合一的要求就是走綠色持續可協調的發展道路，确保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義理之天”，天人合一又演變為人與人之間的道德和倫理要求，體現在國際關系上就明确為了中國的外交方針，即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這都是對傳統天人合一觀念的延續、繼承及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