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為邦本

發布時間:2022-11-25 作者:羅嘉羽 作者系中國傳統文化促進會《群書治要》傳承委員會組織部長、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倫理學專業博士生,原文出自外文出版社《讀懂中國制度》系列叢書之《民貴君輕,政在養民》導語 來源:學習強國

民為邦本


黨的二十大報告全文三萬餘字,其中提及“人民”的次數有上百次之多。在“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部分,闡述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即“六個必須堅持”,其中第一個必須堅持就是“堅持人民至上”。它深刻揭示了黨的思想和理論的人民特質。在“增進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質”部分,習近平總書記深情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國有常,利民為本。為民造福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必須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勵共同奮鬥創造美好生活,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國5000多年的曆史周期率,是一部曆代王朝興亡演替的循環史,鑒于對天地大道運行規律的把握,對國家興衰成敗經驗的總結,中國古代很早就洞察到了民心大如天的客觀規律,将“民為邦本”作為治國理政的核心理念,将人民的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作為治國理政的根本出發點。本文圍繞“以民為本”,深入探讨“民本”這一源遠流長的政道傳統。


在中國首都北京的天安門城樓前,聳立着四根漢白玉制成的“華表”,華表的前身是4000多年前,上古帝王堯舜用來傾聽民意的謗木。“華表”是古聖先賢執政為民的标志,它時刻提醒執政者,無論時代如何變遷,政治的本質就在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以民為本”是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精華,它在中國綿延千年的大一統發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并作為一以貫之的政道傳統保留至今。


“民為邦本”一詞最早見于《尚書》,原寫作“民惟邦本,本固邦甯”,是夏朝開國帝王大禹對後世子孫的教誨,意思是說,人民是國家的根本,隻有百姓安居樂業,根本穩固了,國家才能夠安甯。這一思想,可以說是夏朝開國的憲章,大禹以祖訓的形式,向後世子孫揭示了治國理政的基本規律,告誡後世子孫“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民惟邦本,本固邦甯”是中國源遠流長的政治思想,其本質就在于“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中國文化認為,天地萬物的本源是一個道,大道廣行于天下,國家不是某個人、某部分利益集團的私物,國家是人民之國家,國家的興衰成敗都是由人民決定的。因此,人民是國家的根本,也是國家命運的真正主宰。“天下為公”是人間正道,“民惟邦本”是正道在治國領域的彰顯,治國理政要依正道而行。自公元前221年秦朝開始,中國便建立起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2000多年的興衰演替中,中國能以廣闊的版圖、衆多的人口、多元的文化屹立于東方,中華文明能作為世界上唯一一個未曾中斷的文明長存于世,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國人面對複雜問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一直是“道”,“道”是與“器”相對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在中國人看來,治國理政中具體的政體、制度等都是有形的器,器會随着時間和空間的變化而變化,但背後的規律、理念、目的,是無形的道,道是不變的。自古以來,中國人善于把握變化中的不變,從實現“良政善治”的目的出發,按照對政道的把握,形成一整套經得起曆史檢驗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傳統,比如以民為本、選賢任能、為政以德等;與政道相适應,再設計與社會發展相吻合的制度安排。換言之,千百年來,中國人的國家治理并不拘泥于某種特定的制度和模式,也并不以某種具體的制度模式評價一國的治理是良政或者劣政,而是把重點放在執政所要達到的“良政善治”這一終極目标上。因此,以民本思想為代表的中國政道傳統,是統攝政體、制度在内的一種更中庸、更務實的治理哲學,它以辯證的、發展的眼光看待政治生活的變化。


中國古代常常用舟水之喻來形容君民之間同體相系、安危與共的一體關系,“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突出了民衆的基礎性地位。孟子将此總結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賈子》指出:“于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賈誼認為,君、吏、民共同構成了國家這棵大樹,《說文》指出“木下曰本”,本,即樹根,是最重要的。盡管相對君主、官員而言,百姓處于低端,容易被人忽視遺忘,但樹的生命力由根決定,國家的生命力由人民決定,國家的安定存亡、民生功績都是依靠百姓的力量成就的。


朱熹認為,“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君主的吉兇又系于百姓和國家二者之存亡,因而說君民一體。對此,清代的黃宗羲認為:“天下為主,君為客……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百姓是國家真正的主人,國家是為百姓而立的,君主為客,是為萬民服務的。《典語》中指出,盡管君主身處高位,因着百姓的擁護而統禦四方,看似尊貴無比。“然宮室壯觀,出于民力,器服珍玩,生于民财,千乘萬騎,由于民衆。無此三者,則天子魁然獨在,無所為尊者也,明主智君,階民以為尊,國須政而後治。”君主所享用的一切都來自民力供養,如果沒有這些,統治者就是孑然獨處,沒什麼可尊貴的。


所以說,在中國傳統治道思想看來,君權并不是依靠強權威懾就能得到的,君權也并不意味着天下的所有權,而是天下的治理權。治權的産生是人民在社會實踐中為了獲得更好生活、達成集體共識的結果。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治國之權是人民賦予的,執政者是人民選擇的,治權的本質是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公權力的統一。執政者惟有大公無私、為人民服務,才具有政權的合法性。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民心向背決定了國家和政權的穩固性和長遠性,治國理政重在得民心,而得民心的方法就是為政以德、施行善政。《典語》上說,執政者之所以能獲得政權的合法性,就是因為他能效法天地之德,像天地一樣無私地愛護萬物,才能受到百姓的擁戴登上王位。如若君主不能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不能施行善政,必然失去政權的合法性。什麼是善政呢?《尚書》中指出,君王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的核心就在于執政者要正己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正己之德就能正己化人,利民之用就能興利除弊,厚民之生就能豐衣足食。這三件事和諧了,就是所謂的“善政”。進一步說,治國理政欲要實現民心歸附、國泰民安,為政者就要以百姓之心為心,為人民謀福祉:在政治上愛民重民,讓人民當家作主;在經濟上利民惠民,讓人民安居樂業;在文化上教民安民,讓人民厚德載物。


中國共産黨的曆史,是一部“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的曆史。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地位和領導權力,不是與生俱來的,是曆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自1840年鴉片戰争以來,近代中國積貧積弱,屢遭列強侵襲,為了救亡圖存,中國共産黨應運而生。中國共産黨是代表一個國家和民族整體利益的“國家型政黨”,中國共産黨從誕生之日起就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基本理念,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複興作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這個初心和使命帶領中國人民打敗了國内外一切侵略者和反動派,實現了整個國家孜孜以求的民族獨立和主權完整;這個初心和使命指引中國共産黨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不同曆史時期,始終堅持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鬥目标。


“以民為本”的民本思想,随着曆史的發展不斷豐富和演變,為當代中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發展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蘊。“人民是曆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等,是中國共産黨在汲取古代民本智慧上的理論創新,是對民本思想的繼承和發揚。在此基礎上,中國确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确立了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衆自治制度,确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确立了不同時期“人民至上”的發展戰略和發展規劃。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制度安排,切實維護和實現了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促使14億人民團結起來,将偉大複興的中國夢逐漸化作美好而生動的現實。


阿基米德曾說:“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動整個地球。”這說明,不管物體體積多大、質量多重,隻要找到支點、用對方法,就能撬動它。對于治國理政而言,以民為本正是實現良政善治的支點。中華文明5000年的發展曆程證明,無論形勢多麼複雜、任務多麼艱巨,隻要從人民根本利益出發,隻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就能赢得民心、赢得時代,就能善作善成、一往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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