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信修睦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要“弘揚誠信文化，健全誠信建設長效機制”，這是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的重要一環。人無信不立，國無信不興。中國自古以來就強調“講信修睦”，這不僅是中國由來已久的曆史文化傳統，更是中華民族世代相傳的道德圭臬，是為人之本、處世之方、立國之基。

講信修睦出自《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寓指講究信用，睦鄰修好。《禮記》中将“講信修睦”視為大同世界的理想境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無論是人與人之間，還是國與國之間，要調整相互間的關系，達至親密和睦這一境界的關鍵就在于以“信”為優良美德和思想傳統。何謂“信”？據《說文解字注》，“信，誠也。人言則無不信者，故從人言。”“信”是一個會意字，其本義是以言語取信于人。正所謂“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由“信”之本義引申，“信”意味着誠實無欺，恪守信用。中國傳統文化中諸子百家多元并存，他們雖對個人的窮通榮辱、國家的治亂興衰懷持着各異的思想與态度，但誠信卻是他們共同推崇的道德準則。

從個體層面而言，“信”是人格基礎，是立身行道必須堅守的道德底線。早在春秋時期，古人就将“信”視作一個人應當具備的最基本的德行。孔子認為，重允諾而言必信是君子人格的内在要求，可以作為衡量君子的标準。在他看來，“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一個人若不講信義，恰似車無軸輪無法運行一樣，就無法在社會中立足。故而孔子對“信”頗為重視，以“信”為君子安身立命之本。據《論語·述而》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以“信”為“四教”科目之一，強調把誠信作為培養教育學生的重要内容。孔子還将“信”同“恭”“寬”“敏”“惠”并列為“五德”。孔孟以降，董仲舒、周敦頤、朱熹等曆代思想家均對“信”進行過精辟論述，“信”德随之流傳下來，成為人人奉行的立身之本。

一個人講信、守信，言出必行，是取得别人充分信任的必要前提。立身于社會之中的個體，若言不符實，毫無信用，等于失去了社會生活中的萬能通行證，便會陷入孤獨無助的狀态。不僅沒人願意再與其交往、共事，最終還會在社會中寸步難行。正如朱熹所言：“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甚的一身都空了。”為了不失信于人，面對他者的請求，必須仔細估量、考慮，不能急着應允。當一件事既處于自己能力範圍以内，又合乎道義，方能允諾他人。

從社會層面而言，人們對“信”的恪守是維持社會和諧、促進社會團結的重要紐帶。社會由個體的人組成，人與人之間如何相處，決定着一個社會是否有序，是否和諧。“信”是社會的黏合劑。惟有社會成員間實現互信，整個社會才能正常運轉。在經濟活動中，經營者誠信為本，貨真價實才能赢得消費者信賴，長久獲利。商人以利潤最大化作為追求，但隻重個人利益，罔顧整個社會效益，尤其是摒棄道德的獲利方式難以持久。中國古人将“信”作為經商原則由來已久，形成了“市不豫賈”“賈而好儒”的商德文化。中國傳統商德講誠信、重道義，将義與利結合，其中尤以誠信為重。荀子力贊“良賈”，認為“商賈敦悫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财，而國求給矣。”管子曾言：“非誠賈不得食于賈”，明确指出商德的根本就是誠信。呂不韋更是将良好的商業道德看作是“萬利之本”。

“信”是社會生活正常有序的基礎與保障。人是社會的動物，有大量社會關系需要處理。誠信為本，是人與人之間進行交往最起碼的道德要求。早在戰國時期，“信”就成為了一種重要的社會道德規範。孔子把“信”作為“仁”的具體内容之一。“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儒家以“信”為人際關系的第一原則，敦促形成社會成員間相互合作、彼此信賴的良好關系。一個擁有和諧秩序的社會，需要以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合作為基礎，“信”是形成這種關系的基石。以“信”為依托，社會成員間嚴守道德底線，互相支持與幫助，整個社會才能氤氲出令人放心的環境，滿足社會成員安全感的需要，從而避免淪為一個充滿爾虞我詐的社會。

從國家層面而言，“信”是政權穩固的基石。信德在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不斷深化，從道德意義進一步擴展至處世、治世的重要倫理原則，成為治國理政、安邦定國的重要抓手。“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對國家而言，誠信猶如寶器，在為國從政中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傳統思想重道德，将道德原則放在論政的首要位置，其中尤以政治誠信為重。孔子提出“為政以德”，内在規定了為政者必須要講誠信。據《論語·顔淵》記載，子貢曾向孔子請教政事，孔子将“足食”“足兵”“民信”列為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三個基本要素。在子貢的追問下，孔子指出若迫不得已隻能取其一，那就“去兵”“去食”，而必須保留的是“民信”。在治政的三個要素中，政府的公信力遠比兵馬、糧草重要。“民無信不立”，“信則民任焉”，一個政權若不能取得百姓信任就會垮掉，而惟有以“信”為基石，才能得到百姓擁立。國之本在民，“取信于民則王，欺之于民則敗”，曆史一再證明這是一個颠撲不破的真理。如何取信于民？

首先，為政者要做到“敬事而信”。“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為政者對待政事應當嚴肅認真、恭敬謹慎，對待百姓應講求信用、誠實無欺。“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為政者以愛護子女的心來愛護人民，人民就會親近他；以誠信對待百姓，百姓才不會背叛他。古人認為誠信在治政中發揮着根本性作用，“誠者，君子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為政者以“信”為政，才能積累起民衆的信任，使民有令即行。管仲把誠信作為理政之關鍵，指出“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在他看來，古之聖王所以能集結人心、團結天下的關鍵就在于堅守誠信。

其次，為政者要修身取“信”。“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執政者講信、守信，一諾千金，那麼百姓才會據實以待。為政者以“信”修身，整個社會的誠信度才能顯著提高。荀子呼籲為政者應“忠信均辨，說乎慶賞”，自身正直誠信，才能公正賞罰，誠信比刑罰的作用大。戰國時期商鞅“移木建信”、季布“一諾千金”等故事千百年來一直為後世傳頌。為政者的信譽度高低不僅關系其權威性和影響力，也直接決定其執行力強弱。王安石說：“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傅子》中援引周幽王烽火戲諸侯，齊襄公失信于同諸侯的“瓜熟之約”的故事，總結道“王者體信，而萬國以安；諸侯秉信，而境内以和。”從古至今，為政者以“信”為标尺，丈量自身的品格和為政擔當，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史中一個優良傳統。

再次，為政者要以“信”為選官标準。中國傳統政治一向推崇選賢任能，以德才兼備為标準，其中德更為關鍵。“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為君者善用正直之士，才能取信于民。官員之德，首重誠信。“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在儒家看來，在利益、财貨面前是否貪心既是對其義利觀的檢驗，也是對其信德的考驗。深厚的德行需要長期修養。為官從政，能夠正确處理義利關系，方能廉潔自律，誠信自守。作為官德的基本要求，“信”包含兩層含義，一方面要“不欺上”，就是對國家、對上級要誠信不欺；一方面要“不瞞下”，就是要真誠對待民衆，講究信用。這兩個方面是官德的内在要求，官德正則民風淳，官員沒有誠信，後果不堪設想。求真務實方能創實績，任何時代，幹實事的官員才能取信于民，得到百姓愛戴。

“信”不僅适應于立身、處世、治政之中，還被施用于國與國之間外交往來關系之中。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記載着“君以禮與信屬諸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落實國與國之間和睦的基礎就在于修養自身之“信”德。古聖先賢在外交關系上一向秉持“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原則。所以作為中華民族古已有之的優良傳統，講信修睦的主體雖關涉人我，但其重點則落在對道德主體講信義、守信用的修養自持之中。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的偉大夢想。人類社會發展的曆史表明，對一個國家來說，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是全社會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觀。形成同心共圓中國夢的強大合力，誠信可謂是道德基石。曆經千年風雨仍巍然屹立于東方的中華民族是一個高度重視誠實價值的信用之邦。時至今日，中國共産黨再次強調要弘揚誠信文化，正是以中國傳統誠信文化為汩汩源泉。新時代每個公民都守持誠信，中國夢的實現就有了堅實的基礎。與此同時，中國願同世界各國講信修睦、合作共赢，向着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标穩步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