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産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召開。參加大會的代表共1249人， 代表全國2800萬黨員。

中國共産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

毛澤東主持大會

中共十大是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後，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全國各方面工作有了好轉，但極“左”思潮仍然嚴重的形勢下召開的。此時的毛澤東并未認識到“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長時間的嚴重錯誤，堅持認為中共九大的路線是正确的，緻使黨的十大未能完成它所擔負的給黨的工作帶來轉機的曆史使命。

着力調整 批判極“左”思潮遇阻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後，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負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因勢利導，在批林整風運動中力主批判極“左”思潮，并以此為基礎，着力調整幹部政策、經濟政策，努力恢複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正常運轉，取得了初步成效。

1973年3月9日，周恩來緻信毛澤東，提出恢複鄧小平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問題，毛澤東批示同意。第二天，黨中央發出通知，正式恢複鄧小平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當天，周恩來再次緻信毛澤東，建議抓緊解放幹部和平反冤假錯案，并具體提出了一個先易後難的方案。毛澤東表示：“我并不知道這麼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燒一燒官僚主義，但不要燒煳了。”随後，毛澤東指示由周恩來負責落實幹部政策。這之後，中央組織部提出一個300多人的名單，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逐一研究、通過。黨的十大前後，他又先後指示解除對一批省級幹部的“監護”，并多次安排董必武、朱德、陳雲、鄧小平、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等一批老同志在公開場合露面。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一大批老幹部複出任職，對于在中央領導層抑制江青集團的胡作非為，具有重要意義。

批判極“左”思潮和落實幹部政策等舉措得到了廣大幹部、群衆的熱烈擁護，人心思治，渴望安定，随着周恩來、陳雲等中央領導同志對國民經濟的調整和整頓，1972年至1973年間，全國工農業生産逐步回升，國民計劃經濟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額完成，外交方面也打開了新局面，各方面工作一度好轉。

但是，早已對周恩來一系列整頓舉措不滿的江青集團卻到處煽風點火，把批判極“左”思潮污蔑為“右傾翻案”，百般阻撓，全力進行反撲，以緻極“左”思潮再次擡頭。此時，毛澤東雖然從林彪事件中吸取了某些教訓，但随着批判的深入，越來越多地觸及“文化大革命”本身，這就超出了毛澤東所能允許的限度和範圍，批判極“左”思潮因之中斷。

中共中央關于鄧小平任職的通知

 在周恩來的積極推動下，經毛澤東批示同意，鄧小平于1973年3月恢複國務院副總理職務，12月進入中央政治局。圖為周恩來于1973年12月22日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鄧小平任職的通知（草案）。

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

顧全大局 周恩來署名政治報告

1973年8月24日晚，中國共産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出席大會的代表共計1249人。毛澤東主持開幕式，大會通過的主席團領導成員是：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秘書長張春橋。

十大有三項議程：一是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二是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并向大會提交《中國共産黨章程草案》；三是選舉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開幕式上進行了前兩項。

政治報告是張春橋起草的。十大召開前夕，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中央和地方黨政軍負責人協商中央領導機構成員的會議上說：“（十大）政治報告署了我的名字，但報告不是我寫的，是張春橋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路線起草的，經毛主席看過。報告是毛主席的思想，主席要我作報告。”

在極端困難的形勢下，周恩來依然從黨和國家的大局來考慮面對的各種問題。對個人的利害得失，他一向是棄之不顧的。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當場拒絕了江青提出将“儒法鬥争”寫入中共十大報告的主張，但他的話說得很委婉，認為對這個問題“還需要消化一段時間”。

最終，這個由張春橋起草的報告繼續肯定了中共九大的路線，肯定了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肯定了“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對于林彪集團，報告認為“林彪反黨集團的垮台，并不是黨内兩條路線鬥争的結束”，這樣的鬥争“還會出現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政治報告認為國内任務是“堅持無産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努力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要繼續搞好批林整風”，“要重視上層建築領域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鬥争”。報告沒有正确總結林彪事件的教訓，卻把批判林彪的“極右實質”列為首要任務。這種“左”傾錯誤指導方針，使得“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所造成的破壞也愈加嚴重。

随後，王洪文向大會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他說黨章“修改草案和九大黨章比較，主要是充實了兩條路線鬥争經驗的内容”；強調“全黨同志都要十分注意路線問題，堅持無産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報告中，王洪文還将“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認定為“客觀規律”，進而在黨章修改草案中增寫了“文化大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的内容。毋庸諱言，這個黨章修改草案的基本精神與九大通過的黨章是一緻的，都是“左”傾錯誤思想的産物。

8月28日，大會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和修改黨章的報告，通過《中國共産黨章程》，選出195名中央委員和124名候補中央委員，組成第十屆中央委員會。

鑒于身體原因，毛澤東事先聲明不再出席十屆一中全會，這以後，毛澤東也不再參加中央委員會的全會。8月30日，中國共産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中央領導機構。會上選出中央政治局委員21人，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副主席為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中央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外，還有朱德、張春橋、董必武。

中國共産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

十大的召開，在一定程度内反映了當時批判極“左”思潮、落實幹部政策的一些積極成果。鄧小平、王稼祥、譚震林、烏蘭夫、李井泉等一批久經考驗的老幹部被選進中央委員會。但是，這時的黨還沒有從林彪事件中汲取到足夠深刻的教訓，階級鬥争擴大化還嚴重存在，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依然被損害，個人專斷作風與九大時相比沒有改變。

這次會後，許多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造反派人物被選進了中央委員會，江青集團重要成員也都進入了中央政治局，江青與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結成“四人幫”宗派集團，興風作浪，為奪取更多的領導權進行各種陰謀活動，他們的肆意妄為，給黨和國家造成了極大破壞，使1972年前後在周恩來領導下，經過艱苦努力剛剛趨向穩定的局勢随時有可能再次出現混亂。

但也正是周恩來審時度勢，在十大前巧妙把握機會，并得到毛澤東的首肯，使遭受迫害的所謂“黨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小平重新回到了重要領導崗位，協同其挽救危局，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舉國共睹的積極成果。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後，毛澤東也希望結束長期的社會動亂，使國家逐步恢複正常秩序，實現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但毛澤東也清楚這方面的工作交給造反派根本不行。在周恩來病重的情況下，毛澤東逐步把統籌全局、治理國家的重任移交到鄧小平身上。鄧小平對各方面工作進行了全面整頓，局勢再次發生顯著變化，同時黨内圍繞着整頓與反整頓也展開了更加激烈的鬥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