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處理好繼承和創造性發展的關系，重點做好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創造性轉化，就是要按照時代特點和要求，對那些至今仍有借鑒價值的内涵和陳舊的表現形式加以改造，賦予其新的時代内涵和現代表達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創新性發展，就是要按照時代的新進步新進展，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内涵加以補充、拓展、完善，增強其影響力和感召力。這一重要論述表明，順應時代發展對中華文化内涵的改造、補充、拓展和完善，是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重要任務。那麼，如何全面深入把握中華文化的内涵呢？其一，要有哲學視角，深入揭示文化背後的哲學意蘊。其二，要有時代視角，根據時代特點和要求揭示傳統文化的價值。其三，要有人類文明視角，揭示傳統文化在哪些方面、多大程度上為人類文明作出獨特貢獻。這就需要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特質展開全面深入研究。

中華文化的系統觀。系統觀是以系統的觀點看待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揭示事物的整體性、關聯性、層次性、開放性、動态性特征，是馬克思主義普遍聯系觀點的體現。系統觀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鮮明特征和突出優勢。中華文化把天地萬物視為一個系統整體。一是本源相通，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宇宙萬物皆生于道，道貫萬物而内在地聯系在一起。二是本性相通，如荀子言“君子性非異也，善假于物也”；王陽明言“性一而已”“心也，性也，天也，一也”，天地、萬物與人雖然呈現不同的形态，但其本性是一緻的，中華文化用陰陽五行之性将宇宙時空、萬事萬物和社會人生統一了起來。三是地位功用相通，天地萬物層次結構分明，各安其位、各有其用、各盡其責。如荀子所雲：“列星随旋，日月遞炤，四時代禦，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在中華文化視野裡，天地萬物在各自所處的位置上發揮着作用，沒有一物是多餘的、無用的、可以随意廢棄的。四是運行規則相通，天地萬物遵循着共同的運動規律，相生相長、相反相成，普遍聯系、相互作用，構成一個和諧的整體，即“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因此，中華文化是“一”的文化，儒釋道各家都得出了十分一緻的認識，儒家言“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即一；道家言“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佛家自稱為“不二法門”，“不二”亦即一。在中華文化裡，從“道通為一”推演出天人合一的思想，構成中國人的最高信仰追求，為大一統的政治觀、家國一體的倫理觀、知行合一的踐履觀等奠定了堅實的本體論基礎。

中華文化的矛盾觀。毛澤東同志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天地萬物雖然從本源、本性、功能地位來看是一個和諧整體，但是它們在實存的呈現中卻是千差萬别、各不相同的，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事物的這種差異甚至對立帶來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毛澤東同志曾指出：“世界上的每一差異中就已經包含着矛盾，差異就是矛盾。”中華文化對事物矛盾的存在、運動及其駕馭把握有着十分深刻的認識和精辟的論斷，與唯物辯證法很是相通。從現實存在的角度看，“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用陰陽這兩個具有對立性質的範疇概括世間一切矛盾的存在。老子深刻洞察事物矛盾的辯證關系，并作了生動描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随。”所謂“孤陰不生，孤陽不長”，宇宙萬物都是相對相反而又相輔相成的。從運行的角度看，事物的差異矛盾引發相互作用而導緻運動發展，強弱較量、盛衰轉化，“反者，道之動”，物極必反，最終走向反面，這是宇宙萬物逃不脫的命運。正因為深刻洞察了事物的這一運轉規律，中華文化具有強烈的曆史意識和時間觀念，孔子被譽為“聖之時者”。“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中國人感歎世事無常而對生活總是抱着一種超然物外的态度。從解決矛盾的方法來看，中華文化充滿了辯證智慧，這就是儒釋道都十分推崇的中道觀念。儒家主張“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道家主張“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佛家主張“二道相因，生中道義”。儒家更是對“中”這一範疇推崇備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緻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并作了精深細微的闡述：“中”并不是不偏不倚的騎牆折中，而是用“誠于中”的至誠無私之公心和“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久久為功之恒心去盡人之性、物之性，進而化育天下。中華文化作為尚“中”的文化，既富于辯證思維，更崇尚正義至上，這是中國人能夠接受并準确領悟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文化根源。

中華文化的價值觀。價值觀是人對事物的意義、價值的理解、判斷、選擇。價值觀是文化的内核，信奉和選擇怎樣的文化，就具有怎樣的價值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牢固的核心價值觀，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棄傳統、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首先應該了解中華傳統價值觀，弄清楚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靠什麼來支撐。中國先人認為天地人是一個整體，人生的價值意義與天地之道相通，人應該效法天地，與天地保持同頻共振，即如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周易》中用分别代表天和地的乾坤二卦揭示了天地之道及君子的價值取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一方面，天道剛健，運行不息，君子要效法天道，銳意進取，奮鬥不止。

自強不息精神貫穿于儒、墨、道、法、釋各家，隻是表達形式不同而已，如荀子的“以修身自強，則名配堯禹”；墨子的強必“治”“甯”“貴”“榮”“富”“飽”“暖”，不強必“亂”“危”“賤”“辱”“貧”“饑”“寒”；韓非子的“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老子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等等，都從不同角度肯定了自強不息精神。另一方面，廣袤的大地厚重包容，君子應效法大地，修養寬厚的德性，以包涵載養萬物。厚德載物體現為儒家的仁愛精神，如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也體現在老子“上善若水”的包容精神，以及佛家“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救世精神之中。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孕育了向上向善的中華民族和勤勞善良的中國人民，也成為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崇尚勞動創造、追求共同富裕的價值内核。

中華文化的主體觀。人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體，馬克思主義哲學通過批判基督神學而張揚人的主體性，确立“現實的個人”在哲學研究中的主體地位，還原社會生活本身。中華文化具有強烈的主體意識。首先，中華文化中從根本上說沒有對神的信仰，即“子不語怪力亂神”，從古代神話人物到儒釋道各家所推崇的聖賢、菩薩、真人等都是人中龍鳳而非高不可及的神；中國人也不相信命運的擺布，如“《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命運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中國人的最高信仰是“道”，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而道是宇宙社會和人生的本源、規律、法則，是可以通過人的主觀努力而把握的，故強調“道不遠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學道、悟道、行道以得道，是中華文化崇尚的最高人生價值追求。其次，中華文化高揚人的主體性，将人的主觀能動性彰顯得淋漓盡緻。儒家的《大學》提出“三綱”“八條目”，揭示“明德”“親民”“至善”的目标追求，并指明通過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路徑，标示人皆可以為聖賢、為堯舜；陸王心學更聲稱“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通過開掘人之内在本質力量以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與儒家大體相同，道家亦追求“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佛家也認為佛就在心中，人人都是可以成佛成菩薩的，将人的主體性推崇到極緻。最後，中華文化十分重視責任倫理，強調義務重于權利，不但要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所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還要有對家庭、對社會、對天下負責的擔當精神，如範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鮮明地表達了這種擔當天下大任的主體精神，這也成為今天中國共産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思想來源。

中華文化的實踐觀。實踐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範疇，人類通過實踐獲取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的知識和規律，又通過實踐把握認識和改造主觀世界的知識和規律，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兩個層面的知識，大體可對應宋代哲學家張載所區分的“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從中華文化各家思想來看，墨家是屬于較為重視前者的一個少數派，提出了著名的“三表”，即一是“本之于”古者聖王之曆史經驗佐證，二是“原之于”百姓耳目之現實評價佐證，三是“用之于”實際政治運行後的效果佐證。中華文化尤其是儒家最重視的是後者，即道德踐履。知行合一是中華文化一個十分重要的哲學範疇，它是天人合一這一本體論範疇在人的生命生活中的呈現。《論語》開篇即雲“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強調“學”與“習”（練習、實踐）的統一，孔子最稱許的好學者不是滿腹經綸的學問家，而是能在生活中真正做得好的行動者。後來王陽明将知行合一思想推到極緻，他強調知與行的統一，也是針對程朱學派“知在行先”的觀點，糾正隻“講之以口耳”的學風。《道德經》開篇即提出“道”與“名”的關系問題，通篇強調“名”如何與“道”相合，因此多處提到“希言”“貴言”“善言”“多言數窮，不如守中”，非常鮮明地主張少言多行，反對“自是”“自伐”“自矜”的做派。完成佛教中國化的禅宗強調以心傳心，拈花一笑的典故表達的是“言語道斷”，認為語言不能代替對道的切身體悟，有時甚至是得道的障礙。中華文化将生活中所經曆的一切都視為修養身心的機緣，将所從事的一切職業行當都作為完善生命的平台，而不僅僅是營生的手段，不管是處于怎樣的生存境地，都應體悟和踐行其中的“道”，即“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這樣一種安貧樂道、向上向善的人生觀、價值觀沉澱為世世代代中國人的生命底色。當然，我們也應該認識到，中華文化這種過于偏重道德踐履的實踐觀不可避免帶有時代的烙印。今天，我們應該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實踐觀改造和創新傳統實踐觀。

中華文化的系統觀、矛盾觀、價值觀、主體觀和實踐觀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反映中華民族把握宇宙社會人生的理想信念、價值理念和道德觀念，綿延數千年而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潛移默化影響着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我們要順應時代呼喚，遵循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創造中華文化新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