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多次提到人才問題，不僅“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強化現代化建設人才支撐”成為獨立的第五章，而且在“建設堪當民族複興重任的高素質幹部隊伍”一節中着重指出要抓好後繼有人這個根本大計，“堅持黨管幹部原則，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賢，把新時代好幹部标準落到實處。樹立選人用人正确導向，選拔忠誠幹淨擔當的高素質專業化幹部，選優配強各級領導班子。”

曆史一再證明，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人才是治國理政的首要之事。本文從賢才的重要性、選賢的标準、選賢的方式、如何用賢等幾個方面，論述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任人唯賢的智慧和經驗。

治國理政中的首要之事是用人。官吏賢德與否不僅關系到國家的治亂興衰、君主的正邪勞逸，還關系到民風的善惡厚薄。正是因為對“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的曆史規律有着深刻的認識，中國共産黨曆來高度重視選人用人問題，始終将選賢任能作為做好黨和人民事業的關鍵。

在現代漢語中，“賢能”一詞通常連用。而在古代，賢是賢，能是能。根據古代大儒的注解，有德謂之賢，有技謂之能。可見，賢、能之分，即德、才之别。司馬光曾在《資治通鑒》中論德與才的關系：“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并根據德才将人分為四類，“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這四類人中，最當引起注意的是才能勝過德行的“小人”。因為博學多才固然重要，但若沒有德行作為承載，就有可能知識越多、能力越強，危害反而越大。因此，司馬光提出，在用人時，如果得不到聖人、君子，那麼甯要愚人，也不要小人。這是因為，君子用才能來行善，小人用才能來作惡。用才能行善，則善無不至；用才能作惡，惡也會席卷而來。自古以來，國家的亂臣，家族的敗子，無不是才有餘而德不足，最終導緻國家衰亡，家族覆滅。因此，古人在選舉人才時主張德才兼備，而且一向是以德行為先。時至今日，中國在選用幹部時，仍然堅持這樣的原則。

既然要以德為先，那麼，當以何德為先呢？《孝經》中說：“夫孝，德之本也。”孝德是一切德行的根本。踐行孝道能培養人的感恩心、恭敬心、仁愛心和責任心，正所謂孝心一開，百善皆開。将這種善推己及人，“事諸父，如事父。事諸兄，如事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從處理好個人和家庭的倫理關系，擴展到社會和國家，便是“移孝作忠”。小孝是孝養自己的父母，大孝是孝養天下的父母，天下父母就是人民。因此，《後漢書》中有這樣的說法：“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對父母沒有敬愛之心，卻對他人愛敬，是悖德悖禮的行為。孝是道德大廈的基石，沒有基石，所謂的才德隻不過是空中樓閣。因此，中國自古便有“舉孝廉”的選人機制。《禮記·祭義》指出，工作不盡責是不孝，為官不恭謹是不孝，作戰不英勇是不孝。因此，一位孝子自然會忠義誠信，勇于擔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除孝敬、廉潔之外，品德高尚、正直，能犯顔直谏等，都是古代選賢的标準。

進入現代社會後，在不同曆史時期，中國對官員德才的具體要求有所不同，這些不同都是為了适應當時不同的時代背景。但從大的德行方面講，是與中國傳統的道德标準一脈相承的，并且都建立在孝廉的基礎之上。

訂立标準後就要選拔人才，也就是要選賢與能。“選賢與能”這一成語出自《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與，通“舉”，“選賢與能”也作“選賢舉能”。在選人之前要觀人。古聖先王治理國家，不在于設立多少官職，而在于選對人。

中國自上古就已經開始了選賢的實踐。選賢舉能始終在曆史進程中延續，并逐漸制度化，出現了多種人才選拔制度，其中的察舉制和科舉制，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兩大選人制度。特别是實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為曆朝曆代選出了大批優秀的人才，對中國曆史進程産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在多種舉薦賢才的制度或形式中，最具“中國特色”的是讓賢。“讓”似乎與崇尚競争的現代社會格格不入，但其實查析曆史便不難發現，賢士相互禮讓與國家興盛息息相關。

選人之後要用人。“任人唯賢”這一成語源于中國最古老的曆史文獻典籍《尚書》，“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國家官員必須是賢德之人，君主左右也須為忠臣良将。但是如果有了賢臣，卻不能使其發揮作用，等同于沒有賢臣。領導者如不能謙恭待人，或者懷疑賢士，就會導緻人才的流失；如果不辨賢愚，不能黜退奸佞，就會使賢臣蒙受構陷。可見，能否使賢才真正發揮作用，領導者自身的德行修養是關鍵。《中庸》中說：“取人以身，修身以道。”領導者修身有成，以身觀身，才能知人善任，所謂知己方能知彼。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領導者知己知彼是為明智。可見選賢與能、任人唯賢，都要以修身為根本。如果領導者胸懷天下，心系蒼生，又能尊重賢者，任用能臣，那麼，天下的賢士自會歡欣鼓舞，争相前來。這便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吸引力法則。

“任人唯賢，選賢與能”是中國古代吏治的精髓。中國在曆史上一直是賢能治國，從未中斷賢能政治的探索和實踐，積累了世界上最為豐富的治國理政的智慧和經驗。賢能政治的影響也一直持續到今天。中國現在實行的集體領導制，官員的選拔、晉升、考核、問責等機制，以及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度，中國共産黨紀檢監察制度等，無不從古代賢能政治中汲取了智慧。中國共産黨人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不斷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精華，通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将古人治國的智慧和經驗融入自己的治國理政之中，形成了鮮明的中國特色。